李白不是《菩萨蛮》的作者

李白不是《菩萨蛮》的作者

王辉斌

【摘 要】文章从版本学与文献学的双重角度，对录载“李白《菩萨蛮》（平林漠漠烟如织）”的《尊前集》、《湘山野录》、宋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，均进行了重新考察，结果表明，三书对于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之所收所载，均不可靠，即其均不足以证实此词为李白作。明人胡应麟首倡“伪作说”，今人胡适、詹鍈等人亦皆认为此词非李白作，其结论皆可接受材料的检验。所以，李白不是《菩萨蛮》的作者。

【关键词】今本《尊前集》 《湘山野录》 咸淳本李集

被黄升《花庵词选》称为“百代词曲之祖”的李白《菩萨蛮》（平林漠漠烟如织）一词（以下凡只涉及此词者，皆简称为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），其真伪问题，历代多有争议。如明人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、清人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、王琦注本《李太白全集》，以及今人詹鍈《李白诗论丛》等，所持皆知为“伪作说”，即其皆认为此词非李白所作。而持此词为李白“真作说”者，则主要认为无名氏《尊前集》、文莹《湘山野录》均载有《菩萨蛮》，且均明确署为李白作，而宋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（以下简称“咸淳本李集”）著录此词者，又可为之佐证。而持“真作说”之最力者，则首推唐圭璋《论词之起源》一文。“真作说”与“伪作说”互为争辨，殆若聚讼。有鉴于此，本节特拟着眼于以下四个方面，对此词非李白作进行一次较为具体的辨伪考察。

一、今本《尊前集》并不可靠

首先所要说明的是，此处所要讨论的“今本《尊前集》”，乃是相对于宋本《尊前集》而言，即其所指，主要为明代以来的各种版本的《尊前集》，如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本、毛晋《词苑英华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朱孝臧《疆村丛书》本，以及郑振铎《世界文库》本、唐圭璋《唐宋人选唐宋词》本等。这些不同时代的《尊前集》本，从版本学的角度讲，都属于重刻重印本，有的甚至还是重编重刻本，如顾梧芳万历本《尊前集》即属此类。毛晋《词苑英华》本《尊前集》卷首所附顾梧芳《尊前集引》载此云：“联其所制，为上下二卷，名曰《尊前集》，梓传同好。”^[1]又，是本卷末有毛晋《尊前集跋》云：

又有名《尊前集》者，殆亦类此，惜其本不传，嘉禾顾梧芳采录名篇，厘为二卷，仍其旧名^[2]。

毛《跋》中的“惜其本不传”，所指即宋本《尊前集》，而“采录名篇，厘为二卷”云云，则是谓顾梧芳对《尊前集》之重编，而此，与顾《引》之“联其所制，为上下二卷”，正相扣合。此则表明，顾梧芳于万历年间是确曾重编重刻过一部《尊前集》的。或有认为毛《跋》之载为误者，实属不的。毛晋既为明代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，又是《词苑英华·尊前集》的直接刻印者，其所言“嘉禾顾梧芳采录名篇，厘为二卷”者，其实是最为可信的。

在上述“今本《尊前集》”中，最早著录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者，乃为编刻于明英宗正统六年（公元1441年）的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本。是本现藏天津图书馆，有商务印书馆1940年排印本，其虽曰“百家词”，实则只有89家，即缺11家，所收《尊前集》凡1卷，经与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尊前集》（2卷）比勘，其作者、篇目、次第等，乃完全相同。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本《尊前集》源出何籍，吴讷没有作只字交待，因而也就无以获知。但其与《四库全书》相同的实况则可表明，现所存见之各种明、清刻本《尊前集》的1卷本与2卷本，卷数虽然有别，所收词人词作等却是并无区别的。

关于《尊前集》的编辑与刻印年代，论者多从朱彝尊《书尊前集后》之所言，而认为乃“宋初人编集”。朱《书》有云：

《尊前集》二卷，不著编次人姓名，万历十年，嘉兴顾梧芳镂板以行，佥以谓顾书也。   康熙辛酉（公元1681年）冬余留白下，有持吴文定公（宽）手抄本告告售。……取顾氏本勘之，词人之先后，文章之次第，靡有不同。始知是集为宋初人编集^[3]。

按朱文此说，其实是大有问题的。首先，“顾氏本”与吴宽手抄本“词人之先后，文章之次第，靡有不同”者，并不能表明出现于康熙年间的这部手抄本《尊前集》，乃“为宋初人编集”，而只能证实其与“顾氏本”同出一源，否则，重编重刻于万历十年的“顾氏本”，也就成为了“宋初人编集”本了。其次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九九为《尊前集》所撰之“提要”，对朱氏此说进行材料检验后，乃明确指出：“彝尊定为宋本，亦未可尽凭，疑以传疑，无庸强指。”^[4]所以，《尊前集》虽然多为宋人书籍所载（如《金奁集》书庄《菩萨蛮》注，欧阳修《近体乐府》罗泌校语，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五，张炎《词源》等），但其却并非“宋初人所编”。因之，朱彝尊《书尊前集后》所说不可相信，即乃甚为清楚。

但吴熊和《唐宋词通论》通过考察后则认为，“《尊前集》结集不能早于仁宗”，“亦不能晚于神宗”^[5]。吴著的这一认识，由于是建立在“王仲闻考证”的基础上的，因而基本上是可以相信的。吴著的认识表明，署名为李白作的这首《菩萨蛮》，最早乃出现于宋仁宗、宋神宗时期，也即公元1023-1084年的60年之间。是时，据李白之卒的宝应元年（公元762年）乃为整300年之隔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宋刻本《尊前集》早已佚亡，今所存见之各种《尊前集》刻本，收录之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是否据宋本《尊前集》所为，抑或宋本《尊前集》是否收录了李白的《菩萨蛮》等，因材料所限，均不得而知。尽管如此，但今本《尊前集》的问题相当多则为事实。以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尊前集》为例，如：

（1）卷上收李王词5首，卷下又别收李王词8首；

（2）卷上收冯延巳词3首，卷下则重出冯延巳词7首；

（3）卷上李王《蝶恋花》、冯延巳《玉楼春》，皆为欧阳修词；

（4）欧阳修《近体乐府》罗泌校语谓宋本《尊前集》有无名氏《长相思》词3首，今本《尊前集》无此词；

（5）宋本《尊前集》有李煜《临江仙》1首，今本《尊前集》却无^[6]。

仅就第（4）、（5）两条所载而言，今本《尊前集》之于宋本《尊前集》的收词之况，显然是有所区别或者改易的。以此推之，则今本《尊前集》将他人之《菩萨蛮》误编入李白名下者，也就不无可能，而欧阳修《蝶恋花》、《玉楼春》二词分别被误编入李王、冯延巳名下的实况，又可为之佐证。

而实际上，今本《尊前集》所收录的李白《菩萨蛮》3首，都是存在着问题的，即其都是值得怀疑的。如第一首为“游人尽道江南好”，其实是将韦庄《菩萨蛮》（人人尽说江南好）稍作改易所致，第三首“举头忽见衡阳雁”，朱德才主编《增订注释全宋词》第四册，则将其著录于陈达雯名下，并有“说明”云:“以上二首(另一首为《更漏子》——引者注)杨金本《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下。案此首又别作李白词，见《尊前集》。别又误作陈以庄词，见《历代诗余》卷九。”^[7]这两首《菩萨蛮》既为他人之作^①，则“平林漠漠烟如织”一词，亦可作如是观。这样看来，可知今本《尊前集》虽然收录了这首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，但其却并不能证实此《菩萨蛮》必为李白所作。

二、两种宋本李集与此词关系

现所存见的宋本李白集，凡三种，即：（1）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《李太白文集》，台湾学生书局于1967年据之影印；（2）国家图书馆藏宋蜀刻本《李太白文集》（以下简称“蜀刻本李集”），巴蜀书社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于1986年、1989年据之影印；（3）景宋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（又称“当涂本”，以下简称“咸淳本李集”），黄山书社2004年据之影印。单就这三种影印本的比勘而言，前二者实为一个版本系统，即其均属于宋敏求编辑、曾巩编次、晏处善付刻的李集本，而后者则在书名、版式、字体、行款、分类、作品数量等方面，皆与之存在着差异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前二者均无《菩萨蛮》一词，后者则于卷四予以收录。

据王文才《跋影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》一文可知，“蜀刻本李集”乃系“北宋蜀刻”之本^[8]，以此合勘巴蜀书社影印本《李太白文集》扉页所署之“宋敏求、曾巩等编”字样，则“蜀刻本李集”的编辑、刻印皆在北宋一代，即可论断。但郁贤皓《影印当涂本<李翰林集>序》一文则认为，“现能见到的李白诗文集最早刊本为南宋初蜀刻本《李太白文集》三十卷”^[9]。二者一北宋、一南宋，年代相距甚远，仅就“蜀刻本李集”的编刻而言，其在北宋曾巩（公元1019-1083年）所生活的后期或稍后，当无可怀疑，因为曾巩为《李太白文集》所写之序落款为元丰三年。而是时，正是无名氏所编宋本《尊前集》风行之际，因之，“蜀刻本李集”无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的实况，所表明的是：（1）宋敏求、曾巩等人在编次李白集时，是决然不相信此词为李白所作的，否则，其焉有不据之将其编入之理？（2）宋本《尊前集》压根儿就没有收录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。对于前者，当然也可理解为宋敏求、曾巩等人在当时并没有见到《尊前集》，但作这样的认识却并无材料支撑，而且，与宋敏求、曾巩同时的崔公度在京师读过《尊前集》的事实，又可为之佐证。请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于《阳春录》下的一条注：

南唐冯延巳撰。高邮崔公度伯易题其后，称其家藏是为详确，而《尊前》、《花间》诸集，往往谬其姓氏，近传欧阳永叔词亦多有之，皆失其真也^[10]。

崔公度在“题《阳春录》后”中，既认为《阳春录》较“《尊前》、《花间》诸集”为胜，则其此前校读过《尊前集》即可肯定。崔公度，《宋史》卷三五三有传，为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，与王安石、王令等人多所唱和。崔公度见到并读过《尊前集》的事实，可证宋敏求、曾巩等人在编次李白集时，也应是见到过《尊前集》的（崔、宋、曾三人当时均在京师），因为二人当时都在不遗余力搜求李白遗作，其不据之将《菩萨蛮》编入李白集者，即为《菩萨蛮》非李白作的最好证明。

“咸淳本李集”之“咸淳”，为宋度宗年号，凡9年（公元1265-1273年），其时距曾巩之卒已有近200年，则“蜀刻本李集”较“咸淳本李集”更具有版本学价值与权威性，也就自不待言。如此，即可确知，后问世于“蜀刻本李集”约200年的“咸淳本李集”，虽然收录了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一词，但其却并不能证实此词为李白所作。而此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，唐人所编的各种“唐本李白集”，均没有收录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一词，这一实况表明，在由唐而宋“蜀刻本李集”之间的各种唐宋本李白集，原本就是没有这首《菩萨蛮》的。综勘“蜀刻本李集”卷首所附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、魏顥《李翰林集序》、乐史《李翰林别集序》、范传正《李公新墓碑并序》，以及宋敏求《李太白文集后序》、曾巩《李翰林集序》（王琦注本《李太白文集》附）等文，可知李白诗文在唐代曾三次编集。第一次为魏顥所编之《李翰林集序》（凡二卷，44篇），第二次为李阳冰所编之《草堂集》（十卷），第三次为范传正所编之“文集二十卷”。范传正新编的“文集二十卷”，是否包括前两种于其内，因资料所限，不得而知。入宋，魏顥等人所编的这三种“唐本李集”，即先后成为了乐史编《李翰林集》、宋敏求、曾巩等人所编《李翰林集》“底本”的一部分。而曾巩的编次本《李翰林集》，实际上就是今所存见之“蜀刻本李集”，其中无《菩萨蛮》的事实表明，作为其“底本”之一部分的三种“唐本李集”，也是没有收录此词的。

据清人刘世珩《李集札记》可知，“咸淳本李集”的底本，乃为“淳熙本李集”，且刘世珩是见过“淳熙本李集”的。《札记》有云：

……与明人覆宋淳熙本《李翰林集》……悉同。唯此本行二十，淳熙本行十八字，少异耳。淳熙本自用乐子正、别集本刊行，至咸淳本而合之，犹不失宋次道与子正编离合之旧。及杨本与晏处善本或改诗为二十五卷，或二十四卷，而原第尽失，则此本固可贵也^[11]。

其中的“乐子”即为乐史，而“宋次道”则为宋敏求，二人都是李白集在宋代的最早编辑整理者。此则表明，“淳熙本李集”的底本，乃为乐史所编《李翰林集》二十卷、《李翰林别集》十卷本，且正、别集分刻^②。“淳熙”为宋孝宗年号，凡15年（公元1174-1188年），其时距乐史编辑“正、别集本”李白集的“咸平元年”（《李翰林别集序》），乃有近200年之隔，于“蜀刻本李集”所印行的元丰初年，亦有约100年左右。由是而观，可知“咸淳本李集”的底本“淳熙本”原是没有《菩萨蛮》的，而“咸淳本李集”之所以载入者，显然是板刻者据《尊前集》或者《湘山野录》所擅为的结果。如此，就有必要对《湘山野录》之所载进行材料上的检验了。

三、关于《湘山野录》的记载

《湘山野录》一书，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一些“野录”，中华书局1984年排印出版，并将其收入了《唐宋史料笔记丛刊》。是书卷上“鼎州沧水驿楼李白诗”，首次以随笔的形式，披露了题写于鼎州沧水驿楼上的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。其全文为：

“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心碧。暝色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。玉梯空伫立，宿雁归飞急。何处是归程，长亭是短亭。”止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，复不知何人所撰。魏道辅泰见而爱之。后至长沙，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，乃知李白所作^[12]。

此文又为南宋魏庆之《诗人玉屑》卷二十一所转载，只是文字稍有差异，如是文中的“古集”作“古风集”等。持《菩萨蛮》为李白“真作说”者，即大都以此为据，认为李白确属是这首《菩萨蛮》的作者。《湘山野录》的这一记载，其实是无法接受材料的检验的，因而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。这具体表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○《湘山野录》“提要”所载，《湘山野录》为文莹撰著于“熙宁中”，“熙宁”为宋神宗年号，凡10年（公元1068-1077年），其时距李白之卒的宝应元年（公元762年），乃为300馀年之隔，而与无名氏《尊前集》问世的时间，则基本相当。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，竟然无人发现“写在鼎州沧水驿楼”的这首《菩萨蛮》，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。而且，《湘山野录》的这一记载，在现所存见的各种各类的唐宋文献中，乃是没有任何材料可以佐证的（转录该文者除外），即其纯为文莹的一家之言，属于典型的孤证，而孤证的可信度是极低的。

（二）文中所载“魏道辅泰见而爱之”一句，也是存在着问题的。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七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○《东轩笔录》“提要”所载，魏泰字道辅，襄阳人，因“其姊嫁子宣”，而为“曾布之妇弟”，终身未仕。有《东轩笔录》、《临汉隐居诗话》行世。文莹言魏泰“见而爱之”者，颇为模糊，因为其所见《菩萨蛮》是在鼎州抑或它地，均无只字交待。而据《东轩笔录》、《临汉隐居诗话》、《襄阳府志》可知，综魏泰一生，其不仅与文莹无任何交往关系，而且也没有到过鼎州。固然。《东轩笔录》卷二有“鼎州甘泉寺”一条 ，记载了寇准、丁谓、范讽等人被贬南下题诗甘泉寺之况（《临汉隐居诗话》亦原文抄载了此条），但此并不能证实魏泰曾到过鼎州沧水驿楼，原因是《东轩笔录》为魏泰“元佑中记少时所闻，而成此书”^[13]。

（三）其中所言魏泰“后至长沙，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，乃知李白所作”云云，与实际的情况颇不相符。首先是“古集”之所指。此说有二：即“古风集”与“古本李白集”。持“古本李白集”者认为，此处“古集”所指为“咸淳本李集”，魏泰后来在潭州（今长沙）曾布家中即从此集中获知，题在鼎州沧水驿楼上的那首《菩萨蛮》，其作者就是李白。但持说者殊不知，斯时距“咸淳本李集”刻印的“咸淳己巳”（公元1269年），尚有近200年之隔，魏泰又何能在曾布家中看到“咸淳本李集”呢？仅此即可表明，“古本李白集”之说为误，已甚为清楚。但持“古风集”说者也有问题。所谓“古风集”，应是一部收录如陈子昂《感遇》、李白《古风》之类题材庄严而寓意深刻的五古诗总集，但这样的集子，是不可能将属于长短句的《菩萨蛮》收入其内的，可见，“古风集”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。再看魏泰到长沙（谭州）曾布家的时间。据《宋史·曾巩传》、《曾布传》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《襄阳府志》等文献所载，宋神宗熙宁九年（公元1076年），曾巩由襄州改知洪州，曾布从饶州移牧潭州，曾肇则从京师请假回乡探母，兄弟三人，共游洪州滕王阁，相得甚欢，时随曾布移牧潭州的魏泰之妹魏玩，曾赋诗以纪。藉此，则魏泰到曾布家就必在此之后，也就是熙宁十年或元丰初年。而斯时，成书于“熙宁中”的《湘山野录》早已问世，文莹又何能将魏泰至长沙“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”之事写进是书呢？更何况，魏泰在长沙“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”之所载，其本身就无法接受材料的检验。由是而观，此事之属乌有者，当无可疑。

综以上三者，可知文莹在《湘山野录》中的记载，也是不能证实《菩萨蛮》的作者为李白的。既然今本《尊前集》、咸淳本《李翰林集》、《湘山野录》之所载，都无以证实《菩萨蛮》为李白所作，则李白不是《菩萨蛮》的作者，也就甚为清楚。

四、后人对《菩萨蛮》的辨伪

正是由于《湘山野录》与《尊前集》所载之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疑窦丛生，令人不可相信，故后人即对其多所考辨，认为乃属于一首伪作。而且，辨伪者由《菩萨蛮》而《忆秦娥》，再由《忆秦娥》而其它“李白词”，将现所存见的“李白词”进行了较全面之辨伪。

据现有材料可知，最早辨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之伪且又甚力者，乃首推明人胡应麟的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，该书卷四十一《庄岳委谈》下有云：“今诗余名《望江南》外，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最称古，以草堂二词出太白也。近世文人学士，或以实然。余谓太白在当时，直以风雅自任，即近体盛行，七言律即不肯为，宁屑事此？且二词虽工丽而气衰飒，于太白飘然之致，不啻穹壤，藉令真出青莲，必不作如是语。评其意调，绝类温方城辈，盖晚唐人词，嫁名太白，若怀素草书、李赤姑熟耳。原二词嫁名太白有故。《草堂词》宋末人编，青莲诗集亦称《草堂集》，后世以二词出唐人而无名氏，故伪题太白，以冠斯编也。”又说：“《菩萨蛮》之名，当起于晚唐世。案《杜阳杂编》云：‘大中初，女蛮国贡双龙犀、明雾锦，其国人危髻金冠军赛，璎珞被体，故谓之《菩萨蛮》。当时娼优遂制《菩萨蛮》曲，文士亦往往效其词。’《南部新书》亦载此事。则太白之世，唐尚未有斯题，何得预制其曲耶？”^[14]胡应麟的辨伪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认为李白“直以风雅自任”，“宁屑事此”；二是着眼于《菩萨蛮》的“意调”，指出其为晚唐人所作而“嫁名太白”；三是后人误李白的《草堂集》为“草堂词”，而将《菩萨蛮》“伪题太白”；四是“《菩萨蛮》之名，当起于晚唐世”，生活于唐玄宗时期的李白不得“预制其曲”。

胡应麟之后，以撰著《李诗通》、《杜诗通》而知名当时的胡震亨，在其所著《唐音癸签》卷十三亦进行了质疑。认为：“《杜阳杂编》云：大中初，女蛮国入贡，其人危髻高冠，缨珞披体，人谓之《菩萨蛮》。当时娼优遂制《菩萨蛮》曲。文士亦往往声其词。《温庭筠传》亦有宣宗爱唱《菩萨蛮》之说。今李太白集有其词，后人妄托也？”^[15]所质疑者，与胡应麟之辨的第二部分基本相同。

二胡对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的质疑，直接影响着有清一代甚至是“民初”学者们对其之考辨。如以辑注李白集而著称的王琦于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五有云：“琦按：宋黄玉林《绝妙词选》以太白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二词，为百代词曲之祖。然考古本李白集中，缺此二首。萧本乃有之，其真赝诚未易定决。《笔丛》所辨，未为无见，至谓其出自《草堂诗余》之伪题，则非也。盖《菩萨蛮》一词，自北宋时，已传为太白之作矣。”^[16]在这里，王琦既称誉“《笔丛》所辨，未为无见”，又认为《菩萨蛮》“自北宋时，已传为太白之作矣”，实则是因了《湘山野录》记载之缘故，而未能作出最后的“定决”。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对于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也是深表赞成同的，唯认为“非金荃手笔所能”，即其认为此词非出自温庭筠一类人的手笔。其实，只要能辨明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之真伪即可，至于托伪者为谁，已并不重要。

上述诸文之质疑，从总的方面讲，虽然各有所获，但由于其皆属于“读书札记”之类的辨析，因而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质疑的深度与广度。而真正从现代学术意义的角度对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予以辨伪者，发表于1924年《清华学报》第1卷2期上的胡适《词的起源》一文，则乃率先而为。胡文认为：（1）现存李白词都是“不可靠的传说”，其“皆是后人混入的作品”；（2）“《菩萨蛮》曲调作于大中初年”，天宝时期的李白不能以之填词；（3）《乐府诗集》独不收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诸词，“这是很强的证据”；（4）崔令钦《教坊记》中的《菩萨蛮》曲调，为后人所添入，不足为据。针对胡文之说，唐圭璋《论词之起源》以《云谣集》所收“曲子词”为据，对其进行了全面辨驳。认为“据敦煌所唐发现之唐词，足证《教坊记》之可信，据《教坊记》所载之词调，可证《乐府杂录》及《杜阳杂编》之误”。并认为词起源于隋。因而作结论说：“唐人无双调《望江南》之说，李白不能作《菩萨蛮》之说……皆可以不攻自破。”^[17]詹鍈《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辨伪》一文，在赞同胡文“伪作”说的同时，还兼对唐文的结论进行了驳论，认为“按唐人曲子词，近人谓多为晚唐五代物，唐氏谓其中曲词皆为中唐以前作品，不知有何证据？即以上虞罗氏所藏《菩萨蛮》词而论，况周颐谓写于咸通间，咸通接大中凡十三年，咸通凡十四年，宜宗既爱唱《菩萨蛮》词，而又作《菩萨蛮》队舞，一时朝野风行；以当时长安与西域之交通而论，则十数年或二十余年后，此调之得以流传于敦煌，固极可能之事也。若依唐氏之说，谓《菩萨蛮》为开元旧曲，开元去大中一百三十余年，何以其间竟无一人仿作，至大中咸通间忽而盛极一时耶？考诸文学演变之迹必无是理。”^[18]所言甚是。

近年来，持《菩萨蛮》确为李白作之最力者，主要为葛景春《李白<菩萨蛮>词新证》、《李白<菩萨蛮>词补证》③二文。葛文所言之“新证”，其实是指“咸淳本李集”对《菩萨蛮》的收入。对于“咸淳本李集”所收《菩萨蛮》一词，以上已对其进行了考辨，此不赘述。但葛文在论及“咸淳本李集”时，却存在着多处失误，且皆与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有关，因此，有必要借此指出，以便改正。其具体为：（1）“由宋人乐史、宋敏求裒辑的李白集，现存有两个系统，一个是咸淳本（今传《影宋咸淳本李翰林集》即属此）系统，一个是晏处善（宋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即属此）系统。”认为李白集存在着两个系统本为正确，但咸淳本系统却并非是“宋人乐史、宋敏求裒辑的”结果，而是据“淳熙本”所为，“淳熙本”所用底本则为乐史所编之《李翰林集》和《李翰林别集》，与“宋敏求裒辑”本毫无关系。对此，校刻“咸淳本李集”的刘世珩之《李集札记》（“咸淳本李集”附）已说得非常清楚。（2）葛文据“咸淳本李集”卷首所附曾巩《李翰林集序》，而认为“曾巩初得到的乐史、宋敏求所裒辑的《李翰林集》，只有诗集二十卷，而没有文集”。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，一是乐史所编为《李翰林集》二十卷、《李翰林别集》十卷，后者为文集，这在乐史《李翰林别集序》已说得相当明白；二是曾巩所编次之《李太白文集》，是以宋敏求《李翰林集》为底本的，而与乐史《李翰林集》不存在任何瓜葛，对此，曾巩《李翰林集序》乃有非常清楚的记载。（3）《李太白文集》之《菩萨蛮》为曾巩“所删”说。葛文认为，宋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之所以没有“李白《菩萨蛮》”，“很可能是曾巩整理时所删”。曾巩为什么要删除此词？对此，葛文无只字交待。若实际的情况确如葛文所言，就表明曾巩也是不相信“菩萨蛮”的作者为李白的，如此，则《菩萨蛮》非李白所作，也就又多了一条证据。

（作者：湖北襄樊学院教授）